外国心理学家好奇：为何中国打过仗的老兵，很少有战后应激障碍？

　　1952年冬天，气温跌到了零下40度，美国第1陆战师的军医艾伯特在日记本上哆哆嗦嗦地写下了一句话：“我们的士兵身体完好，但灵魂已经在长津湖被冻碎了。”

　　这句日记，当时谁也没当回事。

　　直到几十年后，这成了西方心理学界一个死活解不开的扣子。

　　你要是去翻翻越战或者韩战后的美国档案，能把你吓一跳。

　　那帮活着回去的大兵，身体是囫囵个的，人却废了。

　　酗酒的、吞枪自杀的、半夜在床上大喊大叫以为查理冲进来的，比比皆是。

　　可怪事儿来了。

　　同样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中国志愿军老兵，回去后是啥样？

　　卸了甲，回乡拿起锄头，该种地种地，该生娃生娃。

　　那一双杀过敌的手，转头就开始修水利、盖房子，沉默得像那是别人经历的事儿。

　　我就纳了闷了，难道咱们中国人的神经是铁打的？

　　还是说那时候咱们掌握了什么西方人看不懂的“心理魔法”？

　　这事儿吧，远比你想象的要戳心，也更复杂。

　　咱们得把时间拨回1950年。

　　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有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心态。

　　这玩意儿在战场上比子弹还关键。

　　前阵子我查资料，看到当时美军的一封家书，看得人直摇头。

　　那个叫杰克的士兵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冰窟窿里挨冻，我想念德克萨斯的牛排，这是一场该死的警察行动。”

　　发现没？

　　对于他们来说，这仗打得莫名其妙。

　　他们是“打工的”，而且还是被派到一个充满了敌意、陌生、连个热乎饭都吃不上的恐怖屋里去打工。

　　人一旦不知道自己为了啥受罪，那痛苦就是毒药，一点点蚀空你的神经。

　　但在中国老兵这儿，逻辑完全反过来了。

　　我看过一个四川籍老兵的回忆录，没有什么这就那就在的豪言壮语，就一句大白话，看得人眼眶发酸：“俺娘还在老家，如果洋鬼子过来了，俺娘咋办？”

　　你品品这就话。

　　“保家卫国”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那是咱们父辈穿在身上的一层最硬的心理防弹衣。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牺牲是有着巨大意义的，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病率会断崖式下跌。

　　对于中国老兵来说，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全村人的“守护神”。

　　这身份一变，心态就彻底不一样了。

　　美国大兵带回去的是“杀戮的噩梦”，咱们老兵带回去的，是“任务完成后的踏实”。

　　但这还不是全部。

　　真正让那些西方专家把头皮都挠破了的，是老兵回乡后的那一幕。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一个美国大兵回到家，迎接他的是啥？

　　是有鲜花，有游行，看着挺热闹。

　　可热闹完了呢？

　　他得独自面对那个原子化的冷漠社会。

　　住在郊区的大房子里，邻居都不怎么来往，半夜失眠惊醒，身边只有那个不知所措、甚至有点害怕他的老婆。

　　这时候社会对他说啥？

　　“你有病，你得看医生，得吃药。”

　　这种孤独感，简直就是PTSD的超级催化剂。

　　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老兵回家是啥光景？

　　那会儿可没有心理医生，连正经医院都没几个。

　　但你猜怎么着？

　　他们回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公寓，而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熟人社会。

　　还没进村呢，村口的大槐树底下，二大爷就能拉着他的手问东问西；进了生产队，大家伙儿一块儿干活，一块儿蹲在田埂上吃大锅饭，吹牛皮。

　　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虽然穷得叮当响，但在心理支撑上，那是真的奢侈。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猛料：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其实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巨大的、免费的“心理治疗小组”。

　　村里人没把他当“杀人机器”，也没觉得你是“病人”。

　　在大家伙眼里，你是功臣，是去打过“美国野心狼”回来的英雄。

　　哪怕你在战场上腿瘸了，村支书也会给你安排个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编筐、看场院。

　　重点就在这儿——“有用”。

　　对于咱们男人，尤其是见惯了生死的军人来说，最可怕的真不是噩梦，而是觉得自己“废了”。

　　当西方人用药物把老兵隔离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用最原始、但也最管用的“忙碌”和“接纳”把他们治愈了。

　　老兵们忙啊，忙着搞土改、忙着修水库、忙着建设新中国。

　　在那种热火朝天的集体生活里，个人的那点创伤，硬生生被时代的洪流给冲淡了，稀释了。

　　这就好比你现在如果天天忙着挣钱还房贷，大概率也没空抑郁，是一个道理。

　　当然了，咱们也不能神话那个时代。

　　你说老兵们真的没有痛苦吗？

　　真的心里一点事儿没有吗？

　　这就要提到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特殊哲学了——“吃苦”。

　　在西方文化里，痛苦是个Bug，是病毒，得杀毒，得清除。

　　如果你难受，你就得喊出来，得去治疗。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特别是经历了近代那一百年屈辱史的那代人看来，痛苦那是生命的“底色”。

　　“活着哪有不苦的？”

　　这是很多老兵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你要是去问一个经历过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的老兵关于心理创伤的事，他可能会一脸懵地看着你。

　　不是因为他迟钝，而是因为在他的人生坐标系里，比起战友在身边被炸碎、比起国家破碎、比起家里人饿死，自己这点失眠、这点焦虑，简直不值的（得）一提，甚至显得有点矫情。

　　他们把这种创伤，内化成了一种叫做“忍耐”的性格。

　　这种“忍”，不是窝囊，而是一种惊人的韧性。

　　他们把战场上的死人堆、冻掉的脚趾头、轰炸机的尖啸声，统统嚼碎了咽进肚子里，转化成了后半生沉默干活的动力。

　　这种文化基因里的“心理免疫力”，是任何西方实验室都分析不出来的数据。

　　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回头看那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强烈的对比：

　　一边是拥有最先进医疗体系的西方，却制造了一代“垮掉的退伍军人”；另一边是一穷二白的中国，却让百万百战归来的虎狼之师，解甲归田，成了最温顺的建设者。

　　这背后，哪是什么医学奇迹啊，分明就是文明的差异。

　　我们的父辈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为了谁拔枪，又是为了谁放下枪。

　　他们不需要心理医生，因为“家国”这两个字，就是最好的镇定剂。

　　这帮老兵，是用自己的一辈子，给那个国家还没有社保、没有医保的年代，硬生生扛起了一片天。

　　不过，这种沉默的坚强，现在想想也挺让人心疼的。

　　那些被压抑在心底的痛，真的消失了吗？

　　我看未必。

　　也许，它们只是化作了老兵晚年时，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发呆的那个眼神。

　　那里面藏着的事儿，只有他和死去的战友知道。

　　1998年，那个四川老兵走了，临终前他没给儿女留啥遗言，只是死死抓着床单，喊了一声：“冲啊！”

　　参考资料：

　　戴维·哈伯斯塔姆，《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2010年

　　艾伯特·J，《1950-1953战地日记手稿选译》，美国军事历史中心档案号 44-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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