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姐妹》“台外有台”

　　《舞台姐妹》“台外有台”

　　彩色故事影片《舞台姐妹》(1965)是著名导演谢晋执导，谢芳、曹银娣、上官云珠主演；以精于处理女性题材称着的谢晋，在探讨女性命运、情感的同时，也探索着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用情之深、造型之佳，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中可谓杰作；特别是随着季节、地域的变换而创造相应的视觉风格，融合戏曲与电影美学，建立民族化的视听造型，在国片中都是罕有的成功尝试；亦是谢晋前期最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本片精心塑造了一对舞台姐妹的形象，新颖独到地描写了姐妹间的悲欢离合与性格冲突，挖掘了人物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并充分运用电影手段渲染阶级爱、姐妹情，在浓郁的抒情色彩中，蕴含了人生哲理。影片风格清新隽永，朴素淡雅，情真意切。

　　《舞台姐妹》堪称建国以来银幕的一朵奇葩。片中那悲欢离合的故事、诗情画意的镜头，素淡柔和的色调，优美抒情的风格，曾叩动多少观众的心灵，但对它所经历的坎坷道路却未必了解，正像影片里那如诉似泣、悲怆感人的旁歌所咏吟的：“绿水绕过重重山，戏文唱遍处处台，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

　　【酝酿：从搁浅到重拾】 　　 《舞台姐妹》的正式创作始于1963年，如果从酝酿构思算起，可以追溯到更早的1956年。那一年的深秋时节，正在筹拍《女篮五号》(1957)的谢晋利用难得的闲暇，与上影厂的几位编导结伴赴苏州游览。在从弛名胜地虎丘驶往城里的小船上，目睹缓缓行驶的船儿划过清澈的河水，微微泛起的碧波惊散浮游的鸭群，倚坐在船头的谢晋情不自禁地遥忆起家乡的乌篷小船、自小看过的“女子文戏”、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飘泊不定的卖艺女孩……在与同是浙江人、也是当时上影厂著名编剧沈寂的一番兴致勃勃地谈论之后，慨然表示要拍一部以越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

　　谢晋所以那时就有拍摄《舞台姐妹》的打算，首先是长期生活积累的结晶，山清水秀的浙东是越剧的故乡，童年时代特别爱看的草台班演出、越剧艺人颠沛流离的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抗战胜利后他又给越剧艺人排过戏，有较多接触，难以忘怀她们舞台上下截然不同的生活与命运；同时，也在于当时开始贯彻“双百”方针，艺术创作趋于活跃，三十出头已开始担任导演的谢晋尊祟自主创作，对此前自己所独立执导的两部片子并不满意，因非自己喜爱的题材，且过多图解政治、忽略艺术特点，因此开始自编自导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女篮五号》，把两代女篮运动员的不同命运演绎得感人肺腑，也显露了他关注女性命运的创作特色，选择心仪已久的越剧艺人题材作为“下一部”势所必然。

　　就在谢晋对外披露这一创作计划不久，疾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他因埋首《女篮五号》的赶拍而有幸躲过劫难，但后来还是受命去突击反映与右派斗争的短故事片《疾风劲草》，接着又去拍摄配合歌颂大跃进的艺术性纪录片《大跃进中的小主人》、《黄宝妹》，曾作酝酿的《舞台姐妹》不得不搁浅。直到六十年代初，先是执导《红色娘子军》，后又参与编剧并导演体育题材喜剧片《大李、老李和小李》，才逐步回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轨道上。

　　此时，由于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实施，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推动下，文艺政策得到全面调整，“文艺八条”和“电影三十二条”两个纲领性文件相继发布，鼓励创作人员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电影艺术又呈现繁荣发展的生机。酝酿已久的《舞台姐妹》的拍摄，又被谢晋重新提上日程，并热情相邀著名越剧编剧徐进、电影编剧林谷共同参与文学剧本的创作。

　　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因一贯坚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谢晋与徐进、林谷以及最早介入的作曲黄准等，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越剧界老演员，与她们倾心座谈，仔细征询意见，并深入她们的故乡嵊县实地考察体验生活，获取大量生动的素材与感受，为影片真实而生动再现越剧艺人从生活底层变成新社会主人的曲折经历奠定了坚实基础。 　　 【筹备：京沪冷热不一】 　　 1963年4月下旬，谢晋等拿出了《舞台姐妹》的详细提纲，广泛分发以征求意见。虽然天马厂党委和上海电影局党委基本肯定，但由于上海市委方面一直未作表态，一时难于投入生产，创作处于停顿状态。

　　遭受如此冷遇并非偶然。就在这年的1月4日，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莅上海文艺界的迎春联欢会，在讲话中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尽管它有悖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和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方针，但因其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又有着中央政治局委员特殊身份，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大有来头的。况且“大写十三年”既出自于上海最高党政领导之口，就不会只是一个空洞的艺术主张，必然伴随一系列为之配套的举动。像《舞台姐妹》这样以越剧艺人生活为题材，而且又是主要表现旧时代的经历，当然是不相见容而被斥之在外的。

　　然而，北京方面却对上海“大写十三年”的主张，明显表示出抵制的态度。当年4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就针对主管上海宣传工作的张春桥竭力鼓吹的“写十三年十大好处”展开了激烈争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人都明确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也难以苟同这一怪论，在这年5月召开的故事片厂长会议的讲话中，虽然表述婉转却态度鲜明地说：柯老讲十三年，中央讲主体，十三年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体，另外1840—1919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要写，比例可少些；再推上去二千年的历史，可以增长知识，提高人民情操，有休息性、娱乐性，这样的片子也允许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部暨电影局领导充分肯定、支持《舞台姐妹》的佳音相继传来。先是5月底，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专门邀约谢晋到北京细叙意见。他明确表示，“旧社会里，‘艺人王八吹鼓手’是处于同等地位的，这个戏写了旧社会的艺人，是对今天新的一代和世界人民都有现实教育意义的。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不少天才艺人被葬送和埋没，这对他们也有现实意义。”他认为剧本中姐妹关系和小春花等，都有比较完整的构思，同时，就如何更有深度地表现封建压迫转到资产阶级、流氓的压迫，更为典型地揭示过房娘对越剧艺人的玩弄、剥削，提出了修改意见，强调要找到典型的代表阶级性的情节和细节，把越剧艺人所受到的独特压迫写出来，要写出艺人在经济上过得去，政治上、精神上却受着压迫和压榨。在人物塑造上，他认为春花的反抗和月红的懦弱构思得好，旧社会艺人“红”了以后，思想上堕落是有典型意义的，不要避讳她们“红”了的弱点，相反要写得深刻一些。他还指出了春花的朴素感情写得不足、入党伏笔不足，以及后面的戏图解、姐妹班与国民党斗争简单化等问题。

　　随后，百忙之中的夏衍也寄回了仔细审阅过的剧本提纲，从封面到封底，每一页上都写满了详尽意见和具体批注，做到了逐字逐句推敲，连标点符号都作了慎重、细致地校正。夏衍兴奋地写道：“是个好剧本，‘回忆过去’，对艺人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是很好的，是有教育意义的”，同时指出剧本“前二章好，三章弱，四章既无矛盾冲突，又很概念，似可舍异。写到解放军入城，春花等在地下党号召下欢迎大军进上海即结束，最多可以加上月红也觉悟了，和她们在一起，这样比较完整干净。艺人们解放后的思想改造，应该再写一部戏，勉强带一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人物塑造，夏衍认为，“春花较好，月红略差。两人应有所不同，但这里的春花，似乎太理想了， 难道她身上就没有旧思想影响么……从‘自发’到‘自觉’是艰难的，这一点可以刻画得细致一些”，“唐经理不够清楚，要作一些分析，可以和一些过来人谈一谈，找一个活的典型……有些地方却可以写成一种类似张善琨的人物，耍得开，有办法，表面上做得漂亮，骨子里无恶不作，心狠手辣，这个反面人物要写好”。一向创作严谨注重细节的夏衍，还对如何体现时代气氛、政治脉膊作了指点，“不必加情节，可以用街景、道具、广播声音、报纸，乃至自然的话中透露一些”，甚至对提纲所描写的戏馆里墙上挂蒋介石、还是美国好莱坞女明星的照片，都作了具体说明。

　　不愧为电影界擅长管理并深谙业务的资深领导，夏衍、陈荒煤所作的评析精辟透彻，特别是身居高位仍持平等商量的态度，使谢晋等受到莫大激励。他们兼及各方面的意见，从人物塑造、主题深化、情节提炼等方面精心加工提高，于同年10月完成文学剧本的初稿，至11月修改定稿，据此进行了分镜头。 　　 【实拍：夹缝之中生存】 　　 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由于文化部、电影局将它列为重点影片，并提出要向国外发行，而且规定专门制作出国版，还由夏衍直接出面协调，特意从北影借调刚刚完成《早春二月》陶岚形象塑造的谢芳，饰演《舞台姐妹》里的竺春花。这一系列举措促使上海电影局及天马厂对该片的拍摄重视起来，为之提供最好的彩色胶片，配备最强有力的摄制人员。摄制组正式成立时，天马厂的党委正副书记和艺术厂长还亲临现场，这在天马厂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厂领导在讲话中说，根据电影文学本的基础和导演的才能，《舞台姐妹》可以拍出水平，拍出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志气来，在国际上“树立旗帜”，并表示全厂所有的影片拍摄都要为《舞台姐妹》让路，所有的部门工作都要为《舞台姐妹》开绿灯。

　　几乎与此同时，作为“大写十三年”成果的检阅，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紧锣密鼓开场，上演的均是清一色“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剧目。会演期间还发生了在剧坛引起震动的一幕：身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因坚决反对以“大写十三年”否定中国革命话剧运动，竟被张春桥剥夺发言权，连主席台座位都被取消，不得不黯然提前离去。此事也给刚刚启动投拍的《舞台姐妹》，蒙上了一层浓重阴影。片中春花把鲁迅《祝福》名著搬上舞台，积极编演越剧《祥林嫂》，得到地下党组织关心和帮助，进步文艺界予以称赞和支持等情节，正是以田汉当年在上海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的真实经历为原型的。

　　这股以“大力提倡现代戏”面目汹涌而至的极左浪潮，也波及到了电影界。在同期于南京召开的故事片厂长、党委书记扩大会议上，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文艺”之争，以上影方面为首的一些代表，提出只有反映“十四年”的才是，反帝、反封建题材则属于新民主义范畴，不算社会主义的文艺，而主持会议的陈荒煤则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应主要并大量是反映社会主义内容，但以无产阶级观点反映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给人民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者，也应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两者针锋相对形成僵局，以致不得不急电请示坐镇北京的夏衍、林默涵、徐光霄三位文化部副部长。经研究后由夏衍回电作出答复，为慎重起见可以不做结论，但在讨论选题计划时，除积极安排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外，对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要同样重视，这类作品除国内进行忆苦思甜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作用外，对亚非拉输出，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也十分必要。

　　尽管“进行忆苦思甜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作用”、“对亚非拉输出”这两点来自部里的最新精神，非常适用于正在紧张拍摄的《舞台姐妹》，作为电影局领导的陈荒煤在南京会议期间，特地专门向天马厂赴会代表了解拍摄进展，并带回书面意见，表明了继续予以关心和全力支持的态度；但是，直接居于愈刮愈烈的“大写十三年”旋风中心的《舞台姐妹》摄制组，还是感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不久，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下达：“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而且这个批示就是在反映柯庆施在上海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出的，这位“大写十三年”的倡导者更为神气活现，专门召集上海越剧院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骨干专门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谈话，疾言训斥袁雪芬等人“你们演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厉色声称“越剧的腔腔调调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这对《舞台姐妹》不啻是迎头棒喝。

　　阴风很快刮到天马厂，还传来了“张春桥要批判《舞台姐妹》”的说法，一些嗅觉灵敏的人开始在人前人后点点戳戳，有人替谢晋捏一把汗，也有人幸灾乐祸。尤其令摄制组成员感触良深的是，当时同在厂里拍摄的还有正红极一时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相形之下《舞台姐妹》愈加显得与形势格格不入。两个剧组的化装间仅有一板之隔，《霓》片中连长警告赵大大“不要被大辫子勾走了”的台词，成了不胫而走的“戏言”，听来颇具讽刺意味，仿佛拍摄“才子佳人”的片子低人一等。

　　虽然处于这种尴尬而难堪的“夹缝”之中，《舞台姐妹》的拍摄依然抓紧进行，仅3个月就完成内景，于6月上旬结束外景。作为摄制组“灵魂”的谢晋，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投入艺术创造，使影片在开掘生活本质、反映时代风貌、展现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果。

　　对此，首次与上影合作的谢芳留有深刻印象，她曾回忆说：在影片拍摄的整个过程中，除了在摄影棚拍戏之外，只要看见谢晋时，总是面壁而坐，埋头于案前进行着剧本的准备工作，深感这种艺术上的精心钻研精神，是任何人欲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后期：戴着镣铐跳舞】 　　 正当样片出齐准备进入后期制作，形势已急转直下。根据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文化部在检查自己工作的同时，布置全国文联和各协会进行文艺整风，夏衍、陈荒煤被列为“重点对象”，所管电影工作首当其冲受到严厉批判。此时毛泽东在中宣部有关报告上又作出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恰如晴天霹雳，不仅完全打懵了夏、陈本人，也令《舞台姐妹》的相关人员不寒而栗。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副书记石西民、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等首先审看了全部样片，认为影片想通过一个艺人来侧面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意念是好的，但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民主革命时期被迫害、被剥削的艺人往何处去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如何结合

　　从电影表现上轮廓不鲜明，表现不强烈：“清清 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戏”是个人奋斗的东西，春花只局限在个人奋斗的尺度里，戏结束时，春花还只提出要“演什么样的戏，做什么样的人”，主题思想不高、不深；反面这条线由于人物关系不准确，冲淡了敌我矛盾；“戏中戏”不应搞《梁祝》和其他才子佳人戏，并一再强调编导“要作红色革命家，成为阶级之一员”，“要把电影当斗争武器，政治上要首先考虑，要对观众起革命教育作用”。

　　上海电影局也归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影片的时代背景不够鲜明、突出：对春花思想发展的描写，较多地着力于她个人斗争的一面，对她如何从个人反抗觉悟到依靠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揭示得不够有力，春花与月红的矛盾冲突，没有很好地与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联系起来，原文学剧本描写的解放后群众斗争倪三老爷的情节应予保留，不宜删去。

　　天马厂党委在给文化部电影局上报以上送审意见时，表示“从整个样片看来，故事情节较强，但教育意义不大，需要加工提高思想性，加强政治影响”，并提出了修改方案。

　　此时夏衍成为众矢之的，实际已“靠边”，仍在勉力支撑的陈荒煤虽在挨批但仍坚守岗位，他代表电影局及时作出回复，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对样片的意见”，认为样片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从整个历史的阶级斗争形势出发，表现春花和月红这两个戏曲艺人所走的不同道路。

　　不能从这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反映出阶级斗争的形势。因此显得单薄，典型性不够，缺乏思想性、战斗性。对原先拟定的海外发行已无可能，只得声称“关于海外版的结尾，现在的处理也还需要研究，但可先不考虑，等把国内版修正方案定下来后再说”。

　　然而，影片的修改并未顺利进行，因为事情的性质又有了升级。同年8月16日，张春桥在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精神时，气势汹汹地说道：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还称《舞台姐妹》存在着宣扬“合二而一”和“阶级调和论”的错误。其根据是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总结大会上，康生在讲话中点子一批“大毒草”的名，其中就有《舞台姐妹》。

　　恰在此时，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1963)和《早春二月》(1963)的请示报告上又有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江青也跟着发出指令：毒草影片一律不要修剪，进行示众。

　　在随后而至的天马厂“四清”运动中，林谷、谢晋一再就《舞台姐妹》进行检查，承认存在三个方面的错误：“合二为一”问题，即春花、月红从合到分再到合的关系变化春花的发展和倾向问题阶级压迫的线索不明显、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的问题，并提出了重新改台词、集中补戏、尽量删减等方案。已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只同意把拍出来的样片接起来，不准再动机器补戏，理由是“修改必然美化了这个毒草”。

　　出于获准通过并减少经济损失考虑，天马厂党委决定稍加修剪后即作后期。

　　在重重政治高压下已经战战兢兢的谢晋，只得违心地借助重配对白等方式略加弥补，以至留下了深以为憾的“蛇足”，最为典型的是影片的结尾，别后重逢的一对苦难姐妹，依偎在船头倾心交谈，原有的对白含蓄而有深意：走上新生活的月红深有感触地说：“以后我要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春花回答：“我在想今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却被硬改成直露露地口号式表白：月红说“我要永远记住过去走错的路，一定要重新做人”，春花则说“今后应该加紧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尽管如此也难逃厄运。1966年4月，中宣部决定再公开放映和批判一批坏影片，《舞台姐妹》跻身其列被拉出来“示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谢晋等参与该片创作的电影、越剧表演艺术家，又因之株连无一幸免，被抄家隔离、挂牌批斗，据统计仅谢晋个人就遭受批判达200多次，在天马厂有“受大批判之最”的称呼。这场劫难过后，该片终于重见天日，放射出它原有的夺目光彩。(朱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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