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18：三毛的伤心之旅

　　8月份，新疆电视台正在拍一部五集电视传记片《洛宾交响曲》，反映父亲的经历，自然父亲是主角。

　　他很配合，导演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导演甚至与劳改局联系，要求到新疆第一监狱去实拍，也得到了准许。

　　正在拍片时，三毛要来了，父亲向剧组请假，要到机场去接三毛。

　　导演一听大喜过望，正好拍王洛宾的传记片，台湾女作家要来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下可以借此大炒一番了。

　　做新闻的人自然有做新闻的敏感和思路。

　　导演立马安排好了迎接三毛的戏，他们给父亲买了一束鲜花，在当时很少能见到花店的边城，这束花还不知是费了多少心思搞来的，父亲是想不到带花的。

　　父亲的一个学生，跟他学钢琴的，把住在飞机场附近的小学生也组织起来去机场迎接三毛。

　　那天父亲打扮得特别精神，好像要登台演出一般，笔挺的浅蓝西服让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雪白的衬衫配着与西服同色的领带，一副高雅而有活力的样子。

　　飞机本来就晚点，到凌晨零点才到。

　　三毛走下飞机，导演把摄像机对准了她，一束强光打到了她的脸上，她大喊一声:“我抗议。”

　　场面令大家都有点意外。

　　三毛用胳膊挡住脸退回到了飞机原来的座位上。

　　机上人都走完了，机下欢迎的人们左等右等不见三毛下来，导演说:“王老，您上去看看吧，可能是她在等您亲自请她出来呢。”

　　父亲这才走上了飞机，说:“不要害怕，下面都是朋友。”

　　三毛见到父亲上来，极不高兴，表示摄像机不撤，她不下飞机。

　　父亲说:“都是朋友！”

　　三毛虽然满心不情愿，还是由父亲搀扶着走下舷梯来。

　　其他乘客都走完了，刚好给剧组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他俩走下来，下面一阵忙乱，闪光灯“啪啪”地亮个不停，摄像机紧紧追着三毛，一秒也不离开，还有男童女童献花。

　　在深夜的乌鲁木齐机场，这一切像一场闹剧。

　　这样的场面，对像风一样自由，像鸟一样飞翔在世界各地，崇尚个性，追求自然，始终坚守着生活在自己的梦中不愿醒来的女子三毛来说，恐怕是演得太过火了。

　　三毛一句话也不说，满腔的愤怒又不便发作。

　　上了车很久，她才问:“我可以抽烟吗？”

　　然后点燃一支烟抽起来，又一言不发。

　　到家里已经很晚了，三毛给父亲送了她从台湾带来的录音带，都是大陆的歌曲，有蒙古族歌、藏族歌，新疆部分的大都是父亲的。

　　她还穿上了一套非常精致的尼泊尔藏袍。

　　第二天早晨9点钟，就有人来敲门。

　　三毛来到王洛宾的家，一个有名的女人，一个老人，这可能有太大的新闻价值，也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了。

　　总之，从早晨开始，家里就不停地来人。

　　人们或许更想见到的是三毛。

　　三毛要来之前，父亲专门来找我，脸色有点异样地告诉我:“三毛要来了。”

　　“三毛是谁？”我问。

　　他说:“是台湾著名女作家。可能还要来看看你。”

　　父亲的朋友要来看我，我自然是很欢迎的。

　　但我一点不知道她是谁，我整天忙于生计，对外面的世界关心太少，再说，这几年，来看望和采访父亲的人渐渐多起来，我一般是不参与，父亲也不给我多说。

　　这次父亲专门来告诉我，我当然也比较在意。

　　父亲专门为三毛的到来买了一张小席梦思床，买了新被褥，为她准备了一张书桌，一盏台灯。

　　第二天，剧组又到家里来拍片子。

　　父亲给导演看了三毛送给他的礼物。

　　导演一看，好戏来了，非要安排三毛穿上睡衣，轻手轻脚地把一盒台湾出版的边疆民歌录音带作为礼物悄悄地放在父亲卧室的门口，然后让父亲装成早晨开门意外地发现了录音带，做出惊喜幸福的表情。

　　三毛坚决不干，一百个不情愿，她不愿意做戏。

　　父亲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表演出来的纪录片拍片方式，也许他也真的想让这部介绍自己的片子更好看吧，总之，他去劝了三毛。

　　三毛终于按他们的要求表演了这一段。

　　三毛说这样做是为了洛宾。

　　她做得很好，她表演了“采访王洛宾”“王洛宾弹琴三毛唱歌”几场戏，并且面对镜头时一直把父亲叫王老师。

　　那套美丽的藏袍是三毛去尼泊尔旅行时，专门为自己买的，导演要求三毛穿上这身衣服拍了许多场景，场面看上去很不错，虽然没有人明说，但参与这件事的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想着，这部片子非一鸣惊人不可。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机会让三毛这样的人心甘情愿地表演做戏，或许这将会见证一个千古绝唱般的奇异爱情。

　　我见到三毛时，她愤愤地告诉我:“我好像被绑架了。”

　　也许这是她最真实的感受。

　　我下班后，到菜市场买了两个哈密瓜和几斤葡萄，带着儿子骑上自行车到了父亲的住所。

　　三毛在自己的卧室里，是父亲来为我开的门。

　　我一进去他就小声说:“三毛来了！”

　　并对我使了个眼色，我感觉气氛不对。

　　父亲的两个女学生在厨房做饭，父亲小心翼翼地进到三毛的卧室，过了一小会儿，三毛走了出来。

　　三毛说:“你就是海成啊，你爸爸经常说到你。”

　　她的声音很柔软，像个女中学生，与她的年龄有种不相称的感觉。

　　她说话不像大陆人说话这么快这么冲，慢得让我有点不习惯。

　　我让儿子陶陶快问好。

　　儿子看看我，看看爷爷，然后说:“奶奶好！”

　　三毛一下子愣住了。

　　陶陶上四年级，来时，我都不知道三毛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多大年龄，所以并没给陶陶交待什么，只说去了要懂礼貌，见了人要问好。

　　我也没想到陶陶怎么会想到这样称呼三毛。

　　三毛盘着头发，看上去还是比较年轻的。

　　我很担心，三毛不要生气了。

　　三毛蹲下身抱住我儿子使劲亲，抬头对我不住地说:“这个孩子长得太好了，我好喜欢他呀，我好好喜欢他呀！”

　　她站起来后小声对我说:“海成，我告诉你，我没生过孩子，一般我见了别人的孩子也从没这么喜欢过。”

　　坐下后，我给她切瓜，在农场练了一手切哈密瓜的好手艺，瓜全切开了，一只瓜还完好地在我手里，三毛惊叹起来，不住地夸我会切瓜。

　　我说我在农村种过瓜。

　　父亲去洗葡萄了，三毛悄悄地对我说:“海成，我本来是来看你父亲的，现在心里很不舒服。你父亲心太好了，你父亲这么大年龄了，可家里从早到晚人就不断，还要去拍什么电视。你们要多照顾他。”

　　我说:“我也没办法，还要上班，太忙了。”

　　她掏出烟来，长寿牌。

　　她问我抽不抽，我说不抽。

　　烟盒上印有: “政府忠告市民，抽烟危害健康”及“含焦油量中”。

　　我很吃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忠告。

　　三毛行李中带得最多的是烟，有七八条。

　　过一会儿，她起身回到卧室，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精制的红包。

　　 我们除了别人结婚送礼时才找一张红纸包一下，专门印制的红包我还没见过。

　　我好奇地看着红包，不知她要干什么。

　　她却把红包塞到了我儿子陶陶的手里。

　　我赶快说:“不要，不要。”

　　她一定要给，我就让陶陶收下了。

　　陶陶又说:“谢谢奶奶。”

　　三毛又把我儿子拉过去亲了一下。

　　陶陶好奇地拿着红包玩，把红包打开了，红包里放了两张50元人民币。

　　三毛看了我一眼说:“本来我要给小陶陶多点钱，你父亲替我把钱保管起来了，我拿不到。我刚才进去到处找，才找到了这么点， 我先给他100元钱。”

　　她这样一说，我更不好意思了，100元，在我来说本来就是不小的数目了。

　　我奇怪，她的钱怎么放到父亲那里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对父亲说:“我这次来到你这里搭伙，我不占你的便宜。我有钱。”

　　父亲一看她带了那么多钱，家里成天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就给她锁起来了。

　　她不好意思让父亲拿钱，就把身上留的零用钱给了陶陶。

　　她问了很多关于我的事，多大年龄了，在什么地方出生之类的，很详细。

　　三毛骑着陶陶的自行车在干休所院里转了一圈，感觉很兴奋。

　　三毛让我帮她买辆自行车，我说你又不常住，有空我带你到广场卖旧自行车的地方买一辆旧的，你走了，就扔了。

　　她说，好的。

　　我想她在台湾一定并不常骑自行车。

　　父亲最喜欢自行车。

　　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到军区文工团来看我，我送他到楼下，团里的年轻人大声和他打招呼:“王老，你身体还好的呢！还能骑自行车吗？”

　　父亲说:“好哪！你看我准备进火化场还要骑自行车去哪。”

　　大家都愣住了，他说着骑在车上把车把一拎，自行车的前轮就高高抬起了，大家哄一声欢呼起来:“你厉害你厉害。”

　　现在三毛也受他的影响喜欢起自行车来。

　　我无法想像三毛骑着自行车在乌鲁木齐生活的情景。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三毛叹口气说:“大陆人太随便了，教养不够呀，没有邀请，怎么可以随便到别人家里来呢？”

　　她抽口烟继续说:“海成，我告诉你，在台湾，过节什么的，李登辉请我们去，都要提前给我们发请柬。如果我们谁不想去，写封信去说不去就行，不像这里，这么乱。”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热闹，而她是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她怎么能理解这里的生活呢！

　　虽然三毛对现状很不满意，心里很不高兴，但她还是与父亲商量着，要重新布置父亲的在她眼里“像个大工作室”的家，她要让这个显得空荡荡的居室更有生气，更像个家。

　　她已经想好了怎样布置，想好了要铺什么样颜色的地毯。

　　隔了两天，我和妻子带着陶陶去父亲家看望三毛，父亲外出拍片子还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女学生在家里陪着三毛。

　　三毛在的日子里，这个女学生一直在父亲家里住。

　　三毛病了，还打了吊针。

　　父亲也真是的，这时候还去拍什么电视，把千里迢迢来看他的客人留在家里，这样太不好了，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过分了，可以看出三毛情绪比我上次看到她时更坏了。

　　都快过了吃晚饭的时候了，父亲才与电视台的人一起回来。

　　父亲的眼圈黑黑的，我妻子吓了一跳说:“爸，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眼圈青青的。”

　　父亲愣了一下说:“不是，是化的妆还没来得及卸。”

　　我这才发现，父亲还穿着一身囚装，领子按当初他在监狱时的样子人为地改成了直领。

　　我妻子说:“是谁把你的衣服涂得乱七八糟。”

　　父亲说:“这是道具。”

　　衣袋上还用毛笔写着他过去的囚号。

　　看到这些，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父亲他也太配合导演了，过去了的一切还能重演吗？

　　第二天我刚上班，父亲的电话就打到了我工作的地方，他说三毛今天要去我家做客，让我赶快回去准备一下。

　　我问给三毛准备什么饭，父亲说三毛挺爱吃新疆的拉条子，就给她做拉条子吧。

　　我请了假骑车赶到妻子工作的地方，给妻子也请了假，赶到菜场去买菜。

　　13点30分的时候，父亲与三毛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进了军区文工团的院子。

　　正是吃中午饭的时候，进了院子要穿过八一剧场前的广场才能到我住的4号楼。

　　他俩推车走过院子的空地时很显眼，三毛穿一件大红衣服，淡灰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一看就知道是从港台来的。

　　而父亲红光满面精神焕发的样子使他显得很年轻。

　　有人大声地和父亲打招呼:“王老，这位女士是谁呀？”

　　父亲就郑重其事地把三毛介绍给别人。

　　在这段长长的路上，父亲不时地一本正经地把三毛介绍给那些不相干的人，作为三毛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她一定很不愉快。

　　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无礼中带着新鲜，猜度着她与身边这位老人的关系。

　　让人这样看着，我想她心里很不痛快是肯定的。

　　她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她永远无法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处世方式。

　　到了我家，三毛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她不断地夸讲我妻子党国英能干，把一间窄小的居室布置得十分舒适。

　　她把那架小巧且镜头能自如伸缩的照相机拿了出来，见到什么照什么，一点也不心疼胶卷。

　　妻子去过道里做饭了，父亲不知何故退到了另一间屋子，只剩下我和三毛。

　　三毛还是说父亲太善良了，不懂得拒绝别人。

　　说他身边的人不懂礼貌，不尊重他的个人生活。

　　我们随便地闲聊，她问我愿不愿意让她把陶陶带走，我随口说好呀。

　　她说台湾是很美的，她见我笑了，还加重了语气说:“真的！”

　　她给我介绍台湾的生活，好像是为了让我放心让她把陶陶带走似的，她尽说台湾的好话。

　　她说为了限制水稻的产量，政府规定只能种两季，其余的日子就让农民休假。

　　我说:“农民还有休假，简直不敢想像。你们欢迎我们去台湾吗？

　　她说:“当然。不过要是去两千万人，台湾就和大陆一样了。”

　　她烟抽得很厉害，一根接一根。

　　我想她是心情不太好才抽得这么猛吧。

　　她忽然说:“海成，你能不能帮我在乌鲁木齐买套房子。”

　　我说:“你又不常在这里，要房子干什么？”

　　她说:“我喜欢这个地方。这里夏天很好过，我夏天来，住到秋天走，冬天回台湾去过。多好。”

　　那时乌鲁木齐的商品房还不多，房地产公司也没有几家。

　　我说:“建行的房子最好，就在新民路那一块，地段好，房子质量也好，铝合金的窗户，一套要八九万。”

　　她说:“那好，下次我来时带上九万元钱买房子。我不在的时候你住，帮我看房子。”

　　三毛突然提出买房子的想法可能与我当时极差的住房条件有着直接关系。

　　中午，我儿子陶陶放学回来，三毛就与陶陶聊起来，问的主要是生活和学习情况，看了看儿子的课本，问了问学校升不升国旗呀，唱什么歌呀之类。

　　她一边问着，就拿出一张纸开始写，很快就写完了《记大陆小学生的一天》，并说回到台北后马上找一家杂志社发表，然后寄一份给陶陶。

　　这时妻子把饭做好了，父亲才从里屋出来。

　　三毛还真的很爱吃拉条子，吃了不少。

　　她说:“我已经来乌鲁木齐五天了，今天是吃得最多的一次。”

　　父亲很少说话，只坐在旁边观察。

　　她又给陶陶一个红包，给我送了一条她自己抽的长寿牌香烟，给我妻子送了一条精美漂亮的丝巾。

　　我的房子虽然又小又简陋，但除了我们没有一个外人在场，大家都很放松很随便。

　　到下午6点多，他们才走。

　　过了几天，我买了些水果和儿子一起去父亲那里看三毛。

　　进到屋子里，我发现父亲的家里出奇地安静，除父亲之外没有其他人，这真是少见少有的事。

　　父亲靠在沙发上，屋子里没有开灯，他有气无力地说:“三毛走了。”

　　我说:“她住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

　　父亲说:“她家里来电话说她母亲病了。”

　　我明白事情一定不会就这么简单，他们之间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父亲说她搬到华侨宾馆去住了，三毛来乌鲁木齐都住在那里，在那里打国际长途很方便。

　　我看父亲心情不好、不愿多说话，就带着儿子离开了。

　　我们骑车到了南门，我对儿子说:“要不咱们到华侨宾馆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调转车头去了华侨宾馆。

　　服务员说:“你们找那个台湾女作家呀，她今天晚上走喀什了。”

　　明摆着不是父亲说的那样:她母亲病了。

　　事实上，三毛是再也无法忍受才走的。

　　以三毛那样性格的人，她怎么能忍受眼下这样的生活，她病了，父亲都没有终止拍片，依然是早出晚归，真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敬业。

　　那天晚饭，三毛去厨房炒了菜(父亲请来的那个女学生并不怎么会做饭)。

　　父亲盛饭，因为三毛在病中，没有胃口，总是吃得很少，父亲就给她盛了大半碗饭。

　　三毛突然说:“盛那么少，想饿死我呀！”

　　父亲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她脸色苍白。

　　她又大声叫道:“我杀了你！”

　　终于爆发了。

　　她把到乌鲁木齐遇到的所有不快，所有气愤，所有不解都喊了出来。

　　她冲到客厅，拿起电话，找旅行社订房间。

　　总之，一切都完了，她要离开。

　　两天后我们又去了华侨宾馆，听说她已经回了台湾。

　　三毛走，父亲到机场为她送了行。

　　父亲来华侨宾馆看三毛时，又是带着几个人一同去。

　　三毛开门一看，又来了这么多人，她抱着父亲哭着说:“我就要你一个。”

　　她就这样走了。

　　这真是个大错误，对父亲是，对三毛也是，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呀，隔开他们的并不是年龄，而是他们各自的世界。

　　三毛走后，父亲在吉他上发现了三毛的发卡，他想这肯定是三毛留给他的纪念，他把发卡珍藏起来，并写了一首歌——《幸福的D 弦》:

　　我常拨弄着琴弦独自漫步海滩上

　　琴声那样忧郁弹奏着无尽惆怅

　　今天我抱起吉他琴声却这样明朗

　　像一只自由的白鸥追逐着海波浪

　　虽然Sanmoor不在身旁琴声却是这样明朗

　　因为她那发针插在D弦上

　　啊我幸福的琴弦奏起幸福的交响

　　她那粉红的发针曾经插在鬓发上

　　三毛就这样甩手而去，拖着一只大箱子来，又拖着走，来去匆匆，只有九天。

　　父亲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他既有歉疚，又有不安，尤其是在得不到三毛的回信时。

　　他给三毛去信，三毛没有像以前那样及时回。

　　这期间，父亲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还给三毛写了信。

　　其实三毛没有回到台湾，她在外面云游，等她回到台北已经是11月了。

　　她给父亲写了最后一封信。

　　接到这封信后，父亲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这样也好，她终于有个好的归宿了，他想。

　　接到信，父亲立刻给她写了回信，祝福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1991年元月5日，我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突然，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从广播里传出来: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荣民医院自缢身亡。

　　怎么可能？

　　几个月前我还见到她，在我满是阳光的小屋里听她柔声柔气地谈着台湾，怎么可能就这样走了？

　　不知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怎么样。

　　上班报了个到，我就急急忙忙骑上车子往父亲住处赶。

　　当时公共车不多，车很难坐，我就是在最冷的时候也骑着自行车，其实乌鲁木齐这个城市不适合骑自行车，路不平，坡度太大，冬天还很滑，也没有自行车车道。

　　我们一家都受了父亲的影响喜欢骑自行车，连我儿子都骑自行车上学。

　　三毛还让我帮她买辆自行车，她要骑着车在乌鲁木齐闲逛，现在她却走了。

　　我骑在车上难过地想。

　　父亲的家里静悄悄的，父亲微闭着眼坐在沙发里。

　　父亲见我进来，轻声说:“三毛死了。”

　　这天，父亲喝了很多的酒，并且喝醉了。

　　父亲为三毛写了一首献给死者的恋歌:《等待》。

　　父亲把三毛最后一封信贴在一张撕下来的杂志封面上，用笔重重地画写着:

　　忏悔吧！

　　忏悔安慰不了他人在天之灵！

　　实际上忏悔只是在责备自己。

　　洛宾

　　一九九一年元月六日。

　　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无法挽回。

　　后来三毛的家人似乎对父亲多有批评，香港一位叫张景然的先生还写文章说，王洛宾与三毛的故事完全都是王洛宾编造的，王洛宾就是要用三毛的名气来抬高自己。

　　已年近80的父亲还有必要用别人来抬高自己吗？

　　这只是一个悲剧。

　　现在他们两个都已经去了天国，本来纯粹是他们两个人的情感历程，最后却被搞成了这样，这实在是个悲剧。

　　如果三毛在那个令人伤心的9月没有遇到那个摄制组，如果在那个黄昏，她没有扔下碗筷拖着那只沉重的皮箱离开。

　　没有如果。

　　关于三毛的离世，有许多种版本，《滚滚红尘》获多项台湾金马奖，惟独没有获得编剧奖，她得了癌症，应该还有伤心的西部之行，众说纷纭。

　　但父亲说这都不是三毛选择离开的原因，至于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个秘密。

　　她选择了以这种方式离开一定有她自己的理由，让她的灵魂安息吧。

　　而那部三毛来乌鲁木齐时父亲忙于拍摄的电视片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导演调到外地时带走了片子的母带，现在电视台里的片子是复制带，上面有以前新疆电视台的台标，无法在别的台再放了。

　　这样也好，那里面的三毛，并不是真实的三毛，她是因不愿伤害父亲，强忍着愤怒演的戏。

　　这部片子不能够在社会上流传，对三毛对父亲都是件好事，他们为这部片子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本文标题：回忆我的父亲王洛宾18：三毛的伤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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