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界的不老翁

　　 潘天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影视与多媒体艺术教研室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电影学科负责人。研究方向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影视美学及中外电影史，主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影视美学》等课程。

　　与美国、法国甚至日本等电影大国相比,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创作生涯都不是很长,一生拍摄超过十部影片的导演不太多。然而有一位从1949年全国解放开始,一直到死仍然在坚持拍片的电影界的不老翁,他就是谢晋。

　　谢晋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他的影片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十分引人注目。他既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融入影片中,又可以将这一时期的大众审美趣味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和有趣的故事,从而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于是,“谢晋模式”就成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中十分有趣的话题。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23年出生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女篮五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2)、《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当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和当时的政治氛围不谋而合时,“谢晋模式”呼之欲出。

　　在“文革”中,谢晋和其他电影人一样受到政治风暴的洗刷。“文革”后期,他拍摄的《春苗》(1975)、《青春》(1977)、《啊!摇篮》(1979)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过渡和蜕变,先前的激情与才艺逐渐在思考中转化为深沉。终于在第二阶段的创作中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他的《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5),作为新时期反思时代的苦难三部曲,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他在控诉弱小生命遭遇重大灾难的痛苦的同时,以“子不嫌母丑”的传统道德观对当代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了儒学化的诠释。

　　1986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朱大可的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步后撤。”这一批评虽然被许多人质疑,但谢晋本人对此还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的第三阶段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最后的贵族》(1989)开始,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鸦片战争》(1997)和《女足9号》(2000)等。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像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在“第五代”面目全新影视风格强力挤压下,谢晋后期的作品逐渐淡出观众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流”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流”电影。2008年谢晋的离世引起中国电影人的由衷缅怀,他作为新中国六十年电影的主流代表的位置,无人能够取代。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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