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考上北大，村支书扣押通知书，邮递员多嘴一句救了我

　　一九七八年的七月，太阳像个挂在天上往下泼火的铜盆，把我们陈家村的土路都晒裂了纹。

　　空气里全是土腥味和苞米叶子被烤焦的味道。

　　村头的歪脖子老槐树，连知了都叫得有气无力，一声长一声短，拖着，磨着，像是要把这个夏天磨穿。

　　我叫陈年，十八岁。

　　那个夏天，我的整个魂儿，都悬在半空，不上不下。

　　魂儿悬着的地方，叫高考录取通知书。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是我们陈家村，甚至我们整个公社，最有希望考出去的独苗。

　　爹把家里那头唯一能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给我炖汤补脑子。

　　娘把给我结婚攒的布料，连夜在煤油灯下给我缝了件新衬衫，让我穿着去考场，体面。

　　考完那天，我爹没问我考得咋样，就蹲在门槛上，一口一口地抽他的旱烟，烟雾缭绕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说：“听天命。”

　　我心里有底。

　　尤其是考数学那天，最后一道大题，我用上了老师悄悄塞给我的一本油印的参考书里，一个极其偏门的解法。

　　做完之后，我甚至有时间检查了三遍。

　　走出考场，我感觉脚下踩的不是土路，是云。

　　我跟自己说，陈年，你这辈子，终于能用笔杆子，而不是锄头把子吃饭了。

　　北京。

　　我在志愿书上，只填了这两个字，后面跟着的是一所我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大学。

　　我爹说我疯了，胆子比天大。

　　我没说话。

　　我们这样的人，不把胆子撑大一点，怎么能从这黄土里跳出去？

　　从七月中旬开始，我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熬人的等待。

　　村里的邮递员是王叔，我们都叫他老王。

　　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褪了色的绿帆布邮包。

　　他成了我们全家的焦点。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只要远远看见那个骑着车晃晃悠悠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我娘就会第一时间冲出去。

　　“老王，有我们家的信吗？”

　　“老王，是不是到了？”

　　老王总是乐呵呵地摇摇头，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嫂子，别急嘛，到了我还能给你藏起来不成？”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

　　李家庄的二蛋，收到了省城师专的通知书，他爹放了三挂鞭炮，请全村人吃流水席。

　　王家屯的铁牛，考上了地区卫校，据说一毕业就给分配，吃商品粮。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像一把把小刀子，割着我的心。

　　我娘的叹气声越来越长，爹的烟抽得越来越凶，我妹看我的眼神里，也从崇拜，慢慢变成了同情。

　　最难熬的，是村支书李老根看我的眼神。

　　李老根的儿子李大壮，也参加了高考。

　　李大壮的成绩在学校一直被我压一头，他爹是村支书，在村里说一不二，走路都习惯把手背在身后，下巴抬得老高。

　　每次在村里碰见，李老根都会皮笑肉不笑地拍拍我的肩膀。

　　“年娃，咋样啊？心里有底没？别有压力，考不上也没啥，国家也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嘛。”

　　他嘴上说着安慰的话，眼睛里却全是看笑话的精光。

　　我只能点头，说：“谢谢书记关心。”

　　心里却堵得像塞了一团烂棉花。

　　七月底的一天，老王骑着车进了村，径直拐向了李老根家。

　　不一会儿，李家院子里就炸了锅。

　　“大壮考上啦！考上啦！”

　　是李老根老婆的大嗓门，那声音能把人房顶的瓦片震下来。

　　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我站在自家院子里，心一点一点往下沉。

　　娘的脸瞬间就白了，扶着门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

　　爹“啪”地一声把手里的烟袋锅子磕在鞋底上，站起来，回了屋。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开灯。

　　三个人，坐在黑暗里，谁也不说话，只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地飞。

　　我能闻到娘身上传来的绝望的气息。

　　我对自己说，完了，陈年，你落榜了。

　　你还得在这片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你爹一样，跟你爷爷一样。

　　那个填在北京的志愿，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第二天，李老根家请客。

　　红漆的八仙桌从屋里摆到院子外，流水席。

　　李大壮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胸口别着一朵大红花，满面红光地给来客敬酒。

　　他考上的是省里的一个专科学校，虽然不是本科，但在我们这穷乡僻壤，已经是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事了。

　　李老根端着酒杯，挨桌敬酒，走到我们这桌时，他特意在我身边停下。

　　他喝得满脸通红，一股酒气喷在我脸上。

　　“年娃，来，喝一杯！”

　　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白酒。

　　“别灰心，你比我们家大壮聪明，就是运气差了点。明年再来，叔支持你！”

　　周围的人都跟着起哄。

　　“是啊，陈年，你明年肯定能考个更好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那些安慰的话，听在我耳朵里，比骂我还难听。

　　我端起酒杯，仰头，一口闷了下去。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眼泪差点被逼出来。

　　我放下酒杯，看着李老根，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书记，我敬你。”

　　李老根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那力道，像是要把我拍进地里。

　　从那天起，我彻底死了心。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没出门。

　　第四天，爹一脚踹开我的房门。

　　他眼睛里全是血丝，胡子拉碴，像一头被惹怒的老狮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他指着我的鼻子骂，“一次考不上就要死要活了？我陈家的种，没这么孬！”

　　他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扔给我一把锄头。

　　“去，把后山那块地给我刨了！天黑前刨不完，别回来吃饭！”

　　我扛着锄头，像个游魂一样往后山走。

　　村里人看见我，都躲着走，眼神里有同情，有惋。

　　我不在乎。

　　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在那场流水席上，被李老根那杯酒给淹死了。

　　我在后山的地里，发了疯一样地刨地。

　　锄头一下一下砸进坚硬的土地，溅起的土块打在脸上，生疼。

　　汗水混着泪水，流进嘴里，又咸又涩。

　　我不知道自己刨了多久，直到太阳落山，天边烧起一片红霞，我才扔了锄头，瘫坐在地上。

　　我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了。

　　但是，心里的那股憋屈，好像随着汗水，排出去了不少。

　　生活，还得继续。

　　我变回了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陈年。

　　白天跟着爹下地，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

　　我刻意不去想高考，不去想北京，不去想那个遥不可及的梦。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下去。

　　直到八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寻常的下午，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那天天气闷热，像是要下雷雨。

　　我从地里回来，一身的汗，脱了上衣，在院子里的水井旁冲凉。

　　冰凉的井水从头顶浇下来，爽得我打了个哆嗦。

　　就在这时，我听见我娘在屋里喊：“年儿，家里没盐了，你去小卖部买一包回来。”

　　村里的小卖部，其实就是村西头刘寡妇家开的一个小杂货铺。

　　我趿拉着鞋，光着膀子，往村西头走。

　　路过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时，我看见邮递员老王正坐在树荫下歇脚。

　　他的二八大杠靠在树干上，绿色的邮包放在脚边。

　　他正拿着一个大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风，看见我，他招了招手。

　　“年娃，干啥去啊？”

　　“王叔，”我走过去，蹲在他身边，“去买包盐。”

　　“天儿太热了，”他递给我他的搪瓷缸子，“喝口水。”

　　缸子里是凉茶，有股淡淡的草药味。

　　我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

　　“王叔，今天信多不？”我没话找话地问。

　　“不多，就几封报纸，还有公社下来的文件。”老王说着，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

　　他看着我，咧嘴一笑，那口黄牙在阴影里显得特别清晰。

　　“哎，对了，年娃，你也是文化人。”

　　他神秘兮兮地凑近我一点。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琢磨琢磨。”

　　“啥事儿啊，王叔？”我有点好奇。

　　“你说啊，这北京来的信，是不是都特别气派？”

　　我的心，毫无征兆地，猛地一跳。

　　北京。

　　这个词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那颗已经结了疤的心。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是吧，首都嘛，肯定不一样。”

　　老王点点头，一脸的理所当然。

　　“可不是嘛！”他压低了声音，像是跟我分享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跟你说，就前一阵子，大概半个多月前吧，我送过一封信到咱们村。”

　　他伸出两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厚度。

　　“牛皮纸的大信封，厚厚的，硬邦邦的。上面盖的那个红戳子，乖乖，红得发亮，上面刻的字是……叫什么……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四个字，像一道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响起。

　　我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

　　我死死地盯着老王，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了。

　　老王还在那儿回味无穷地描述着。

　　“那信封，真气派！地址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咱们陈家村，收信人……哎哟，我想想……”

　　他挠了挠头，皱着眉。

　　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脏狂跳的声音，咚，咚，咚，每一下都像是要撞碎我的胸膛。

　　“收信人……是你吧？”

　　老王突然一指我，恍然大悟地说。

　　“对对对！就是你！陈年！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还纳闷呢，咱村就你一个考大学的，这信肯定是你的啊！”

　　我感觉一股热血，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眼前一阵发黑。

　　我扶着老槐树的树干，才勉强站稳。

　　“王叔……”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那封信……那封信你送给谁了？”

　　老王一脸的莫名其妙：“还能给谁？咱们村的信，不都统一送到村委会，交给李书记吗？他再分发给大家嘛，规矩不一直都是这样？”

　　规矩。

　　李书记。

　　北京大学。

　　陈年。

　　所有的线索，在那一瞬间，全部串联了起来。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李大壮的通知书到了，我的却没有。

　　为什么李老根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奇怪。

　　为什么他要在酒席上，假惺惺地安慰我，拍着我的肩膀说“明年再来”。

　　原来，我的通知书，不是没到。

　　是被他扣下了！

　　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从我的胸腔里喷涌而出。

　　那股火，烧掉了我的懦弱，烧掉了我的认命，烧掉了我这一个月来的所有绝望和痛苦。

　　我没有去买盐。

　　我甚至没有跟老王说一声再见。

　　我转过身，像一头被激怒的豹子，朝着一个方向，狂奔而去。

　　那个方向，是村支书李老根的家。

　　李老根家是村里唯一的砖瓦房，青砖红瓦，门口还蹲着两个石狮子，气派得很。

　　我冲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正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门口的阴凉地里，端着个紫砂壶，优哉游哉地喝茶。

　　看见我赤着上身，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他愣了一下。

　　“年娃？你这是……”

　　我没等他说完，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我的通知书呢？”

　　我的声音不大，但是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冰碴子。

　　李老根的脸色微微变了变，但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他放下茶壶，皱起了眉头，官威十足地训斥道：“你这孩子，咋咋呼呼的，没大没小！什么通知书？”

　　“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往前逼近一步，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王叔都看见了！半个多月前就送到了村委会！你把它藏哪儿了？”

　　“胡说八道！”李老根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考不上大学，疯了是不是？跑到我这儿来撒野！信不信我把你绑了送去公社！”

　　他的声音很大，立刻引来了周围邻居的注意。

　　一些人从院子里探出头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冷笑一声。

　　“李书记，你心虚了？”

　　我环顾四周，提高了嗓门，好让所有人都听见。

　　“各位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大家都知道我参加了高考！邮递员王叔亲口告诉我，半个多月前，就有一封从北京大学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村委会！”

　　“可是，这封信，我没收到！我们家谁也没收到！”

　　“这封信，就在我们敬爱的李书记手里！他把它扣下了！”

　　我的话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池塘，人群顿时炸开了锅。

　　“啥？北大？真的假的？”

　　“我的天，要是真的，那可是咱们公社第一个北大的学生啊！”

　　“李书记能干这事儿？不能吧？”

　　李老根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

　　他指着我，手指头都在发抖：“你……你血口喷人！你这是诬陷！是诽谤！”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你心里清楚！”我赤红着双眼，像一头困兽，“李大壮考上了个破专科，你就放鞭炮请全村吃饭！我的北大通知书到了，你就把它藏起来，想毁了我一辈子！李老根，你好狠的心啊！”

　　“你放屁！”李老根彻底被我激怒了，他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就在这时，我爹娘和我妹也闻讯赶来了。

　　我爹看见李老根揪着我，二话不说，冲上来就把李老根推开。

　　他虽然老实巴交一辈子，但儿子是他的命根子。

　　“李老根，你放开我儿子！”我爹把我护在身后，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我娘则冲到李老根面前，哭喊着：“李书记，我们家年娃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要这么害他啊！那可是北大啊！是我们全家的指望啊！”

　　李老根的老婆也从屋里冲了出来，叉着腰骂道：“你们陈家是想造反啊！考不上大学就来我们家耍无赖！还有没有王法了！”

　　两家人，就在李老根家门口，吵成了一团。

　　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把整个路都堵死了。

　　大家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口，一个清亮的声音响了起来。

　　“都别吵了！”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邮递员老王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挤了进来。

　　他把车一停，走到场子中间。

　　他先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老根，最后目光落在李老根那张青一阵白一阵的脸上。

　　“李书记，”老王不紧不慢地说，“那天我送来的那封信，牛皮纸的，盖着北京大学红戳子的，收件人是陈年。你当着我的面签收的，没错吧？”

　　老王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也砸碎了李老根最后的侥幸。

　　李老根的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老婆还想撒泼，被老王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我当邮递员三十年，从我手里过的信，成千上万。哪封信送到哪儿，给了谁，我心里都有数。”

　　老王看着李老根，一字一顿地说：“李书记，那封信，关系着一个孩子一辈子的前程。你把它拿出来吧。”

　　人群里，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李老根的身上。

　　那目光，有震惊，有鄙夷，有愤怒。

　　李老根的腰，一点一点地弯了下去。

　　他那平日里总是抬得老高的头，也耷拉了下来。

　　他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走进了屋子。

　　几分钟后，他拿着一个信封，走了出来。

　　那个信封，正是我在梦里见过无数次的，牛皮纸的，厚厚的，带着一个鲜红的戳子。

　　只是，它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像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

　　他把信封递给我爹，手抖得厉害。

　　我爹没有接。

　　我娘也没有。

　　我走上前，从他手里，一把夺过了那封信。

　　我的手，也在抖。

　　我慢慢地，撕开信封的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带着油墨香气的纸。

　　纸的最上方，是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录取通知书。

　　下面一行小字写着：

　　陈年同学，恭喜你被我校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

　　落款，是那个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北京大学。

　　以及那个鲜红的，刺眼的，仿佛在滴血的印章。

　　眼泪，在那一瞬间，决了堤。

　　我把那张纸紧紧地贴在胸口，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一个多月的委屈，绝望，痛苦，愤怒，在这一刻，全都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我爹走过来，蹲下身，那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头上。

　　我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着巨大喜悦和心疼的声音，反复说：“我儿子……是北大的了……我儿子是北大的了……”

　　我娘抱着我，哭得比我还凶。

　　周围的村民，爆发出了一阵惊天的欢呼。

　　“天哪！真的是北大！”

　　“咱们村出了个状元啊！”

　　“陈家这下可算出人头地了！”

　　鞭炮声，再一次在陈家村响起。

　　这一次，是为了我，陈年。

　　比李大壮家那天的鞭炮，响亮一百倍。

　　李老根，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坐在他家门口的石狮子旁边。

　　再也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的时代，结束了。

　　后来我听说，公社的领导连夜就来了。

　　李老根被撤了职，还背了个处分。

　　据说，他之所以扣下我的通知书，就是因为嫉妒。

　　他儿子李大壮从小到大都被我比下去，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他觉得，他儿子考上了专科，是村里独一份的荣耀，不能被我的北大给盖过去。

　　他想让我彻底死了心，明年也未必能考好，这样，他儿子就是村里永远的“第一文化人”。

　　人心，有时候就是这么狭隘，这么恶毒。

　　他差一点，就真的毁了我的一生。

　　如果不是老王多嘴那一句，如果不是我心里那股不甘的火被点燃。

　　我的命运，可能真的就在后山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被锄头刨一辈子。

　　去北京的那天，我们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爹把他攒了半辈子的钱，都塞给了我，反复叮嘱我，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不要惹事。

　　娘给我煮了十几个红鸡蛋，用布包着，让我路上吃。

　　我看见了人群里的老王。

　　他还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对着我挥了挥手。

　　我走过去，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叔，谢谢您。”

　　他摆摆手，笑着说：“谢啥，我就是个送信的。是你自己有本事，考上了。”

　　我心里清楚，他不仅仅是送了一封信。

　　他送来的，是我的命。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村庄，看着那些熟悉又开始变得陌生的面孔，我的眼睛又湿了。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将驶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那张被揉皱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扔掉。

　　我把它抚平，用塑料纸包好，一直压在我的书桌玻璃板下。

　　它时时刻刻提醒我，我是从哪里来的。

　　提醒我，命运有时候会开一个恶劣的玩笑，但你不能认输。

　　提醒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总会有一束光，哪怕它只是一个邮递员，一句无心的话。

　　那束光，会照亮你前行的路，让你看到，在黄土地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更值得去奔赴的世界。

　　那一年，是一九七八年。

　　我十八岁。

　　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读我的大学。

　　我的身后，是一个正在变革的时代，和一段刻骨铭心的，关于一张通知书的记忆。

　　它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生命里，永不褪色。

　　火车是绿皮的，车厢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

　　很拥挤，很嘈杂。

　　但我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交响乐。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

　　那些低矮的土房，蜿蜒的田埂，还有在田里劳作的、像一个个黑点的人影，都离我越来越远。

　　我手里紧紧攥着我爹给我缝的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娘煮的鸡蛋，还有那张比我命还重要的录取通知书。

　　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默念着那几个字：北京大学。

　　感觉像在做梦。

　　一个多月前，我还扛着锄头在后山刨地，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

　　现在，我却坐在这趟通往未来的列车上。

　　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太快，太刺激。

　　车厢里的人都在聊天，南腔北调。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青年，他也在看书，看到我胸口口袋里露出的钢笔，他主动跟我搭话。

　　“兄弟，也是去上学的？”

　　我点点头，有点拘谨：“嗯。”

　　“哪个学校啊？”

　　“……北京大学。”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真实，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没想到，他听见了。

　　他猛地抬起头，眼镜后面的眼睛亮得惊人。

　　“北大？我也是！你哪个系的？”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校友，一阵狂喜涌上心头。

　　“中文系！你呢？”

　　“物理系！我叫赵卫国，你呢？”

　　“我叫陈年。”

　　我们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从乡下出来的土包子。

　　我有了同类。

　　我们聊了一路。

　　聊高考试题，聊未来，聊那个我们即将抵达的、神秘而伟大的城市。

　　赵卫国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见多识广。

　　他给我讲北京的故宫，讲长城，讲北大的未名湖和博雅塔。

　　我听得入了迷，仿佛那些地方，我已经亲眼见过。

　　原来，世界真的那么大。

　　原来，生活真的不止是眼前的黄土地。

　　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当列车广播里响起“旅客们请注意，前方到站，北京站”的时候，我的心跳瞬间加速。

　　我跟着人潮走出车站，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还有那些高大的、我从未见过的楼房。

　　空气中，没有土腥味，而是一种陌生的、属于大城市的气息。

　　我和赵卫国找到了学校派来接新生的卡车。

　　卡车上已经坐满了和我们一样，脸上写满兴奋和迷茫的年轻人。

　　大家操着各地的口音，互相介绍着自己，气氛热烈得像一锅沸腾的水。

　　卡车一路颠簸，穿过古老的城墙，驶向海淀区。

　　当那块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牌匾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

　　我到了。

　　陈年，你真的到了。

　　大学的生活，是全新的，也是艰苦的。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爹给的那几十块钱。

　　为了省钱，我每天都吃最便宜的白菜和馒头。

　　我穿的，还是娘给我做的那几件土布衣服，和周围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城里同学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

　　我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一开始，总有人模仿我，然后哄堂大笑。

　　我感到了自卑。

　　那种自卑，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里。

　　但是，每当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那张皱巴巴的通知书。

　　我会想起李老根那张狰狞的脸。

　　想起我爹布满血丝的眼睛。

　　想起老王那句无心的话。

　　我告诉自己，陈年，你是拼了命才来到这里的，你没有资格退缩。

　　图书馆成了我唯一的去处。

　　我像一棵干涸的树，贪婪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从古典文学到西方哲学，从鲁迅到莎士比亚，我一本一本地啃。

　　我把所有的自卑和孤独，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

　　我很少说话，但我的成绩，永远是班里最好的。

　　渐渐地，再也没有人嘲笑我的口音。

　　那些城里的同学，开始主动找我讨论问题，借我的笔记。

　　我的普通话，也在听收音机和跟读中，慢慢变得标准。

　　大一的寒假，我没有回家。

　　因为一张硬座火车票，要花掉我半个月的生活费。

　　除夕夜，我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给家里写信。

　　我在信里说，我一切都好，学校的伙食很好，老师和同学对我也很好。

　　我只字未提我的窘迫和孤独。

　　我把信寄出去，然后去食堂，用我攒下的饭票，给自己打了一份红烧肉。

　　我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我想家，想我爹，想我娘。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回去。

　　我回不去了。

　　从我踏上那趟火车开始，我就只能往前走，不能回头。

　　大二那年，我开始尝试着写稿。

　　我把我童年的故事，我们村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写成了一篇篇短小的文章，投给校刊和外面的报社。

　　没想到，真的有文章被发表了。

　　当我在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作者：陈年”那几个铅字时，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

　　第一次拿到稿费，是十五块钱。

　　我拿着那十五块钱，跑到邮局，全都寄回了家。

　　我幻想着我爹娘收到钱时，会是怎样的表情。

　　从那以后，我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我开始写小说。

　　我写我们村的土地，写土地上的人。

　　写他们的善良与淳朴，也写他们的愚昧与狭隘。

　　我写下了李老根，写下了那个差点被毁掉的夏天。

　　当然，在小说里，我给他换了一个名字。

　　我把那篇小说，投给了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编辑的回信。

　　信里说，我的小说，将被用作头条，发表在下一期的杂志上。

　　稿费，三百元。

　　三百元！

　　那是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一笔巨款。

　　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人都在讨论那个叫“陈年”的作者，讨论那个发生在偏远乡村的、真实得令人窒信的故事。

　　我出名了。

　　走在校园里，会有人指着我说：“看，那就是写《通知书》的陈年。”

　　我开始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

　　他们告诉我，他们被我的故事感动，他们说，在我的主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文字，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

　　它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去触动一颗颗陌生的心灵。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国家级的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

　　我有了自己的工资，吃上了商品粮，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我把爹娘从老家接到了北京。

　　他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楼大厦，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

　　娘摸着屋子里的暖气片，激动得直掉眼泪。

　　她说：“年儿，我们这辈子，算是跟着你享福了。”

　　爹还是老样子，话不多，就喜欢坐在阳台上，抽他的旱烟，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

　　我知道，他心里是高兴的。

　　我用我的第一笔大额稿费，买了一套小房子。

　　我们家，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真正的根。

　　工作之余，我没有放弃写作。

　　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还是关于我们村的故事。

　　那本书出版后，获得了当年的一个重要文学奖项。

　　我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台下闪烁的镁光灯，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闷热的，蝉鸣聒噪的，充满了绝望和希望的夏天。

　　我对着话筒，缓缓地说：

　　“我想感谢很多人。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我的编辑。”

　　“但今天，我最想感谢的，是一个普通人。”

　　“他叫王建国，是我们村的邮递员。”

　　“三十多年前，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顶着烈日，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他送来的，不仅仅是信件和报纸，更是一个个家庭的期盼和挂念。”

　　“在座的各位，可能无法想象，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一封信，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可能意味着，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我的命运，就是因为他的一句无心之言，而彻底改变的。”

　　“所以，我的这个奖，要献给他，献给所有像他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着善良和希望的普通人。”

　　“谢谢大家。”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后来，我回过一次老家。

　　村子已经变了样，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房也大多翻盖成了二层小楼。

　　村口的歪脖子老槐树，还在。

　　我找到了老王的家。

　　开门的是他的儿子。

　　他告诉我，老王已经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去了老王的坟前。

　　一座小小的土包，淹没在荒草丛中。

　　我把一瓶酒，洒在他的坟前。

　　“王叔，我来看你了。”

　　“我考上北大了，在北京安了家，成了一个作家。”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谢谢你。”

　　风吹过，荒草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我。

　　我也去看了李老根。

　　他老了很多，背驼了，头发全白了。

　　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旧的老屋里，儿子李大壮从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县城找了个工作，很少回来看他。

　　他看见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和尴尬。

　　他想躲，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没有提当年的事。

　　我只是从车里，拿出一些买好的补品和一条烟，放在他的桌子上。

　　“李书记，我回来看看，顺便给您带点东西。”

　　他愣愣地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年娃……我对不起你……”

　　说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就老泪纵横。

　　我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

　　“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所有的恩怨，所有的仇恨，在时间的冲刷下，都变得模糊。

　　我没有原谅他，也谈不上不原谅。

　　我只是觉得，他也很可怜。

　　一个被嫉妒和狭隘毁掉了一生的人。

　　离开村子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下，炊烟袅袅。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挣扎过、奋斗过的地方。

　　是我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光着膀子，满身泥土的农村少年陈年。

　　我是作家陈年，是编辑陈年，是生活在北京的陈年。

　　但我知道，在我的骨子里，永远流淌着黄土地的血液。

　　我的根，永远在这里。

　　那张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至今还压在我的书桌下。

　　它像一个坐标，定义了我人生的起点。

　　它提醒我，无论我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永远地结束了。

　　但它留给我的，却是一生的财富。

　　本文标题：78年我考上北大，村支书扣押通知书，邮递员多嘴一句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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