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在乡下教书，学生爹去世，得知他家情况，从此我多了个儿子

　　讲述/曹文清

　　文/情浓酒浓

　　我叫曹文清，今年64岁了，是一名退休教师。

　　1990年的秋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转折的季节。一纸调令，把我从熟悉的镇中心小学，调到了一个名叫白家沟的村子小学。

　　临行前那个晚上，我抱着刚满三岁的女儿妮妮，亲了又亲，心里满是不舍。丈夫老张在镇上单位工作，沉默地帮我收拾着行李，最后只说了一句：“山里凉，多带件厚衣服。妮妮有我呢，你放心。”

　　就这样，我揣着对女儿的牵挂和对未

　　知的忐忑，坐上了去往白家沟的拖拉机。一路颠簸，尘土飞扬，越走山越深，我的心也一点点往下沉。

　　白家沟小学，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两排低矮的砖瓦房，操场就是一块黄土地，中间立着一根旗杆。我被安排教三年级语文，班上一共三十六个孩子。

　　山里的娃娃，不好教。他们说着浓重的方言，念课文时总带着一股“土味儿”，拼音也拼得七扭八歪。很多孩子家离学校很远，要翻山越岭，早上经常迟到。看着讲台下那一张张被山风吹得皴红的小脸，一双双或好奇或怯生生的眼睛，我心里那点委屈和不安，渐渐被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取代了。当我板起脸来，孩子们大多还是老实的，眼睛里闪着对知识的渴望。

　　日子在朗朗读书声和粉笔灰中慢慢流过。直到那天早读课，我像往常一样巡视着教室，目光扫过一张张课桌，忽然发现靠窗的那个位置空着——是白树的座位。白树这孩子，个子在班里偏矮，瘦瘦的，平时话很少，但学习很认真，作业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我以为他家远，又迟到了，没太在意。可等到上午第三节我的语文课，那个座位还是空的。我心里开始有些打鼓。下午放学，值日生都打扫完教室了，白树依然没来。

　　我忍不住去问了在学校任教时间最长的刘老师。刘老师正在批改作业，头也没抬，习以为常地说：“曹老师，不用担心。农村娃娃嘛，家里农活多，有时候帮着干活，一两天不来也常有的事。明天估计就来了。”

　　刘老师的话让我稍安，可心里那点莫名的担忧却挥之不去。白树平时不是那种贪玩逃课的孩子。

　　第二天，白树还是没有出现。课间，我把班上一个和白树同村的孩子叫到办公室，轻声问他：“你知道白树为啥没来上学吗？是不是家里有啥事？”

　　那孩子低着头，用脚尖蹭着地上的土，半晌才小声说：“曹老师……白树他……他爹没了。”

　　我心里猛地一紧：“没了？怎么回事？”

　　“他爹上山砍树……树倒了，砸……砸着了……人抬回来就不行了……”孩子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更着急了：“那他娘呢？家里没别人了？”

　　孩子摇摇头：“他娘早跑了，听说嫌他家穷，跟人走了好几年了。他就跟他爹过。他爷奶……好像很早就不在了，听说是从四川逃难过来的，这边也没啥亲戚……”

　　孩子后面还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清了。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窜上来，心里像堵了一块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白树……那孩子，成了孤儿了？

　　那天下午的课，我上得有些心不在焉，眼前总是晃动着白树那张沉默的小脸。放学铃声一响，我再也坐不住了。跟刘老师简单说了一声，问清了白树家的位置，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去。

　　白树家在村子最里头，靠近山脚。远远就看见那间低矮的土房，比别的房子更显破败。院子门口冷冷清清，没有通常白事应有的喧嚣。走近了，才看见门框上贴着的白色挽联，已经被风吹得卷了边。

　　院子里，一个瘦小的身影背对着我，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蜷缩着，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的小石像。

　　我鼻子一酸，轻轻叫了一声：“白树？”

　　那身影猛地一颤，缓缓 地转过身来。两天不见，他好像更瘦了，脸上脏兮兮的，眼睛又红又肿。他看到我，嘴巴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个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曹……老师。”

　　我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握住他冰凉的小手。那手心里还有没洗净的泥垢。“白树……”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安慰的话在这样巨大的变故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好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老师来了。你……你想哭，就哭出来吧，老师在这儿呢。”

　　他看着我，眼神空洞洞的，嘴唇抿得紧紧的，摇了摇头，又把头低了下去，肩膀微微耸动着，却始终没有哭出声。那种强忍的悲伤，比嚎啕大哭更让人揪心。

　　从村里邻居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知道他爹已经在乡亲们帮助下草草下葬了。这个家，现在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那天傍晚，我在他那冰冷昏暗的家里陪了他很久，帮他烧了开水，把冷锅冷灶收拾了一下。天快黑透时，看着这空荡荡、没有一丝热乎气的屋子，再看看孩子那麻木又惊惶的眼神，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白树，”我拉起他的手，“今晚跟老师回学校宿舍住，好吗？”

　　他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光，随即又黯淡下去，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我牵着他，走回学校我那间同样简陋的宿舍。给他打了热水，让他洗了脸和手。又用煤炉煮了一碗清汤挂面，卧了一个鸡蛋。他吃得很慢，很安静，把一碗面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晚上，我让他睡在我的床上，给他掖好被子。他躺在被窝里，睁着眼睛，望着黑漆漆的房梁。我坐在床边，轻轻拍着他，像哄妮妮睡觉那样，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均匀，眼角却悄悄滑下一行泪。

　　周末到了，我要回镇上家里看女儿。收拾东西时，白树一直默默地跟在我身后，等我背起包要走时，他站在宿舍门口，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嘴唇翕动了好几下，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老师……我……我不想一个人住家里……我……我怕……”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又酸又疼。我几乎没有犹豫，蹲下身看着他：“那……你跟老师回家，好不好？”

　　他眼睛一下子亮了，用力点了点头。

　　当我牵着白树出现在家门口时，丈夫老张愣住了。我把白树的情况简单说了，老张沉默地听着，看了看紧紧抓着我衣角、像只受惊小鹿般的男孩，又看了看我，什么也没问，只是转身去厨房多拿了一副碗筷，对妮妮说：“妮妮，这是白树哥哥。”

　　吃饭时，老张给白树夹菜，语气平常得像对待自家孩子：“多吃点，正长身体呢。”

　　晚上，等白树洗了澡，换上老张的旧衣服，怯生生地坐在小板凳上时，老张把我拉到里屋，低声说：“文清，这孩子……太可怜了。咱家妮妮也孤单，咱们又不符合条件要二胎……你看，要不，就让他跟着咱们过吧？不就是多双筷子、多个碗的事。等他大了，也有个自己的家。”

　　丈夫的话，说到了我心坎里。我看着门外那个小小的身影，点了点头。

　　就这样，白树留在了我们家。起初，他很拘谨，抢着干活，吃饭不敢多夹菜。我和老张也不多说什么，只是用行动告诉他，这里就是他的家。给他买新衣服，周末让他和妮妮一起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再叫我“曹老师”。有一天，他作业得了满分，兴冲冲地跑来，脱口而出：“老师妈妈！你看！”

　　我怔了一下，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摸着他的头笑了。后来，他就一直这么叫，“老师妈妈”，把老师和妈妈的身份，奇妙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

　　白树是个知道感恩的孩子。他对妮妮这个妹妹好得不得了。有什么好吃的，一定先给妹妹；有好玩的，也紧着妹妹玩。兄妹俩的感情，比许多亲生的还要好。

　　十几年后，当年那个坐在破败门槛上的孤苦小男孩，和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都长大了。妮妮学习好，考到了北京，毕业后留在了那里工作，安了家。而白树，成绩同样优异，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时却选择回到了我们本地市里工作。

　　我问他：“白树，你专业好，去大城市发展空间更大，怎么回来了？”

　　白树正在帮我修理厨房漏水的水龙头，闻言抬起头，嘿嘿一笑，说：“妈，大城市有啥好的，人挤人。我就喜欢咱这儿，离您和爸近。再说，妮妮跑那么远，我不得留在家里照应着你们？”

　　我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哪里是嫌弃大城市。他是怕妮子离得远，照顾不到我们这两个日渐年迈的人，他是想把守在身边尽孝的责任，稳稳地扛在自己肩上。

　　如今，我和老张都退休了。白树一家就住在同城，每周必定带着妻儿回来，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妮妮虽然远，但电话视频不断。

　　有时看着白树忙前忙后，叫我“妈”叫得那么自然亲热，我还会想起1990年秋天，白家沟村小学，那个空了几天的座位。

　　我常常想，我教过他知识，但他给予我的，是更宝贵的信任、依赖和反哺的深情。这份没有血缘却浓于血的亲情，让我深信，善良与责任播下的种子，终会生长出庇佑一生的参天大树。这，或许就是为人师者，最意外的收获，也是最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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