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乔榛,与病魔54年相濡以沫,把译制片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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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厦门金鸡奖颁奖礼的聚光灯突然打向观众席。
83岁的乔榛被人搀扶着站起来,手里攥着“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的奖杯,麦克风递到嘴边时,他突然摆了摆手,“让我自己来”。

台下瞬间安静,老爷子清了清嗓子,念起那首他念了半辈子的《小草的心》,“不是我的,我从不奢望;属于我的,我绝不放弃。”声音有点颤,但每个字都砸在人心上。
你可能没见过他的脸,但多半听过他的声音《魂断蓝桥》里的罗伊,《加里森敢死队》里的“头儿”,那些年电影院里让观众又哭又笑的台词,很多都带着他的温度。
从话剧舞台到配音间,他给角色“贴”了层会呼吸的皮
乔榛这辈子和“声音”的缘分,得从上海老弄堂的煤油灯说起。
1942年生在上海,他母亲是语文老师,每晚灯下教他念课文,三年级就拿了全校朗诵第一名。

高三那年,学校排话剧,他演男主角,被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看中,直接内招。
1965年毕业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本以为要在镜头前站一辈子,没想到十年后一个“借调”,把他“借”进了配音间。
1970年,上译厂要译制内参片《红菱艳》,缺个年轻男声。
乔榛去试音,一进棚就被震住了邱岳峰老师配的角色,声音像长了钩子,把观众的心往银幕上拽。

他后来跟人说,“那会儿才知道,声音能比脸更‘抢戏’。
”试完音,导演拍板,“就他了。
”这一“借”,就没还回去,1975年正式调进上译厂,配音台成了他的新舞台。
乔榛配的角色里,观众最熟的还得是《魂断蓝桥》的罗伊。

1975年译制这部片子时,他天天揣着剧本,走路都在琢磨英国军官的腔调。
你猜怎么着?他没学“洋腔”,反倒把罗伊的“干脆”给抠出来了。
罗伊见玛拉时说“我们去结婚”,他配的时候故意加快语速,尾音不上扬,透着点军人的“霸道真诚”。

拍吻戏前那句“我爱你”,他琢磨了三天,最后决定“少点技巧,多点心跳”,录完导演说,“耳机里都能听见你喘气带劲儿”
那会儿译制片难就难在“既要像外国人,又得让中国人听懂心”。
乔榛有个小本子,记满了“翻译密码”。

《加里森敢死队》里有个词“boss”,他觉得翻“老板”太俗,改成“头儿”,一听就有团队里那种糙汉子的亲切感。
《尼罗河上的惨案》里“takeiteasy”,他译成“悠着点”,北方观众听着顺,南方观众也明白。
他总说,“配音不是学舌,是给角色装‘声带’,装错了,角色就成了哑巴。”

1984年,乔榛当上了上译厂厂长。
这时候的他,手里攥的不只是剧本,还有一整个时代的“声音订单”。
改革开放刚开始,观众想看世界,译制片就成了“窗户”。
他带着团队译《叶塞尼娅》,李梓配的女主角一开口,“当兵的,你不等我了吗?”电影院里多少姑娘跟着抹眼泪。

译《虎口脱险》,他让邱岳峰配指挥家,故意把法语腔“掰”成带点上海话的幽默,现在看还觉得可乐。
现在看流媒体方便,但那会儿译制片就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小窗户,乔榛他们就是撑窗户的人,劲儿使得匀,窗户才没掉下来。
四次和死神“对戏”,化疗时背台词,瘫痪后练绕口令
谁能想到,这个用声音给观众带来无数力量的人,自己正经历着比配音台更难的“录音”录下生命和病魔的对谈。
1986年,44岁的乔榛刚当上厂长没两年,体检查出癌症。
医生把夫人唐国妹叫到办公室,说“做好准备”。

唐国妹没敢告诉他,回家就说“小毛病,切了就好”。
乔榛心里门儿清,住院那天还跟同事开玩笑,“这下能名正言顺‘停工’了,你们可得把配音台看好。”
手术完化疗,吐得站不住,他就让夫人把剧本念给他听。

有次配一部电影,他躺在病床上,听一句,配一句,护士进来换药,吓了一跳,“乔老师,您这是在‘隔空配音’?”他嘿嘿笑,“总不能让角色等我吧,人家在银幕上站着呢。”医生后来跟人说,“没见过这么‘轴’的病人,化疗间隙还练声,说怕嗓子‘生锈’。”

五年生存期过了,他去复查,医生拍着他肩膀,“你这哪是‘五年坎’,是给癌症挖了个‘坑’,让它掉进去爬不出来。”
本以为能喘口气,2001年,癌细胞转移到腰椎。
1、2、4腰椎被“啃”得发黑,六院的医生说手术有瘫痪风险。
进手术室前,乔榛拉着唐国妹的手,“要是真站不起来,你就把配音台搬家里,我坐着配。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取骨样的时候,医生手一抖,差点碰到神经。
他醒来第一句话是,“我还能说话不?”唐国妹哭着点头,他倒乐了,“能说话就行,配音又不用站着。
”四疗程放化疗做完,他愣是拄着拐杖去了北京文代会,见人就说“我没事”,转头偷偷在宾馆练走路,汗把床单洇出个“人形”。

2009年的打击更狠。
67岁那年,他刚在国家大剧院演完朗诵会,下台就心梗,抢救过来没俩月,又突发脑梗,左半身直接瘫了。
医生说“以后可能要坐轮椅”,乔榛不信。
康复训练时,左手抓不住筷子,他就用右手把左手绑在勺子上,一口饭喂进去,半口掉桌上。

练声更难,左半边脸动不了,发音漏风,他就对着镜子练《法门寺》的念白,一个字一个字“抠”,练到嘴角流血。
唐国妹心疼,他却说,“声音是我的‘武器’,武器生锈了,怎么跟病魔‘对戏’?”
现在你去看他的采访,左手还不太灵便,但说话底气足。

有人问他抗癌秘诀,他总说,“不是我打败了病魔,是我跟它‘耗’。
它想让我躺平,我偏要坐着配音;它想让我闭嘴,我偏要念《小草的心》。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到过‘卡壳’?重录一遍呗,只要机器没关,就有机会。”

乔榛拿金鸡奖那天,后台有个年轻配音演员问他,“乔老师,现在AI都能配音了,我们还有饭吃吗?”他笑了笑,指着自己的胸口,“AI能学我的声音,但学不了我这里的‘颤’1986年化疗时的颤,2009年康复时的颤,54年跟唐国妹过日子的颤。
这些‘颤’里藏着角色的心跳,观众听得见。”

那天颁奖礼结束,乔榛没坐轮椅,自己慢慢走下台。
聚光灯在他身后暗下去,但他的声音好像还在剧场里飘就像他配过的那些角色,人走了,台词还活着。
现在译制片不那么火了,但乔榛的故事像个提醒,好的声音能穿透时间,就像他自己说的,“小草也有根,扎得深,就不怕风吹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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